[ 发布时间:2020-04-14　|　浏览:42237次 ]

前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之后，我国各行各业、社会各界自觉行动，一切工作保持在党的十九大后的时间频道，进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工作节奏。

在新时代新矛盾新要求的多重冲击下，高等职业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改革的动力与压力并存。如何满足正处于发展方式转变之中的产业界技术技能人才需求，是当前高等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的重中之重。

一、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

当今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现状表明，全球产业竞争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从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1]来看，我国GDP增长率和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发生了与以往不同的变化（如图1、图2所示）。种种现象表明，我国已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突出表现在GDP增速放缓、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不断转变、就业压力逐年加大等多个方面。

随着《中国制造2025》等战略的实施，受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的影响，我国正在经历影响深远的产业变革，新的生产方式、产业形态和商业模式层出不穷，也在直接或间接地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或阻碍通道，我国在新一轮发展中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VR/AR、区块链、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新技术在各行各业的不断渗透，很多传统职业的不断消失，倒逼包括教育在内的各行各业被动应对新形势带来的冲击。

新时代的中国，在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社会矛盾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具体到职业教育领域来说，家长和考生对接受优质高等职业教育有了更多的诉求，2018年教师节期间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也对职业教育提出了从扩“量”到升“质”的要求。凡此种种，都对高等职业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

二、当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现实困惑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开篇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2] 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含基础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不同的教育类型，其自身也有三个不同的层次：初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属高中阶段教育范畴）、高等职业教育（含应用型本科和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人才，而这些人才需要不同种类的教育来培养，因此，办好办强职业教育，与办好办强普通教育同等重要。就高等教育而言，普通高等教育主要培养学术人才，高等职业教育主要培养应用人才。我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举办职业大学这种类型的高等职业教育以来，尤其是2006年“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实施后，有力地带动了全国1400余所高职院校的快速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大批技术技能人才，支撑了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也为教育公平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然而，从行业企业的反馈来看，新时代产业转型急需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却供不应求，高等职业教育在此过程中应有更大的作为。当前，我国不少高等职业院校在办学过程中面临诸多现实困惑，比如生源素质与数量均在低水平徘徊、课堂教学沉闷的现象长期无法有效破解、专业教师技术技能水平低下导致不能真正开展理实一体化教学、毕业生就业对口率与岗位留存率一直较低……这些现象，都无一例外地指向了高等职业教育的质量问题。因此，如何破除种种现实困惑，进一步提高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成了摆在高等职业教育界急需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

三、教育供给侧与产业人才需求侧的矛盾分析

2019年前三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6.2%，比预期的6.3%低1个百分点，降幅超过预期，为27年来的最低水平。分季度看，一季度增长6.4%，二季度增长6.2%，三季度增长6.0%，总体呈下降趋势。下一步，国家要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把稳增长、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新的有竞争力的产业。由此而带来的产业人才需求特别是技术技能人才数量需求和质量需求会双双逐年攀升。

教育供给和产业人才需求是矛盾体的正反两面，要对称平衡才能维持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健康发展。新产业、新职业、新岗位的不断涌现，技术技能人才的供给矛盾不断加深。当前，我国就业结构性矛盾与教育结构性矛盾有直接关系。就两种不同类型的高等学校而言，职业高等学校和普通高等学校近几年毕业生的比例，与产业界高层次人才类型需求比例不相吻合。除此之外，矛盾还体现在教育公平公正性方面。教育公平性反映的是不同社会阶层的平等性，而职业教育是与产业界联系最紧密的教育类型，提高教育公平性最重要的手段是要促进教育结构适应产业结构。因此，准确研究新时代我国不同产业对不同种类人才数量与规格要求，是破解人才供需矛盾的关键环节。

四、高等职业教育的综合改革路径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以为，要将高等职业教育办成与普通高等教育平起平坐的局面，需从产业需求侧出发来改革教育供给侧，从宏观（办学定位与办学模式）、中观（人才培养模式与专业建设）、微观（课程开发与教学方法）三个层面着手进行系统性综合改革[3]。为顺应新时代新常态经济发展的新要求，以及当前高等职业院校的发展现状，下面提出几个具体的可供教育行政部门和高等职业院校借鉴的改革路径。

（一）推动《职业教育法》的删改增工作

我国《职业教育法》1996年5月出台，第一次在法律上明确了职业教育的功能与地位，但长期以来重普教轻职教的惯性，导致作为类型教育的职业教育没能受到应有的重视和地位。

比《职业教育法》晚两年出台的《高等教育法》（1998年8月公布）已经完成过了两次修正，《职业教育法》的删改增工作也须加快完成。令人振奋的消息是，经过多轮的调研酝酿和起草，2019年12月初，教育部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4]。征求意见稿共八章六十条（原版共五章四十条），针对1996年后特别是近10年来教育界、产业界的新形势新要求进行了较为准确的研判，提出了很多针对性强的修订意见，这为下一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推进高等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自从高等职业教育（含本科层次职业大学）被教育部从高等教育司划至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管理后，其“高等教育”属性及社会影响力不断弱化。鉴于这种局面，建议将高等教育司一拆为二，成立高等教育一司和二司，一司主要分管高等职业教育，二司主要分管普通高等教育。或者直接回退至2011年前的管理体制，由高等教育司统管各类高等教育。同时，所有面向普通高等教育的项目、工程、计划应同步向高等职业教育开放，做到同规划、同公示、同公布。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加快推进高等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将所有高等职业院校全部划至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管理，并在《职业教育法》等法律法规中明确行业主管部门承担职业教育的法定职责，如校企合作、实习就业、教师与职员双向流动等。同时，要不断提高高等职业院校的办学自主权，如经费含收入分配权、内设机构权、中层干部任免权、编制备案制、自主评聘教师尤其是来自企业的专业技术人员（目前已下放职称评审权但不能自主聘任）、校内基础设施建设自主权。

建议出台高等职业院校校领导任职标准，校领导公开招聘或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提名、省级党委任命，可最大程度避免原先由行业主管部门空降外行当校领导的尴尬局面。空降的外行校领导也往往会复制原任职单位的管理模式，不管不顾当前学校的历史、制度、人员等现状，机构设置、职称评审、课堂模式等等生搬硬套到现任学校，长此以往，必将导致千校一面、千篇一律。建立校领导公开招聘制度和校内“负面清单”制度可较好地破除这种局面，只要“负面清单”没有列出的工作都应该允许教师和部门去做，也是兑现学术自由和教学改革自主的措施之一。

（三）做好学校规划体系建设

从顶层设计开始规划办学定位，明确科学的办学目标与人才培养目标。没有明确的办学定位与办学目标，高等职业院校就很难科学发展，更难适应当前经济形势对技术技能人才的新要求。只有科学定位学校的服务面向、人才培养规格、办学类型等要素，高等职业院校才能朝着正确的方向推动改革纵深发展。要切实做好“院校研究”，为高等职业院校科学发展奠定理论基础。各项规划落地要达到什么标准，也要同步出台。规划体系和标准体系恰恰是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的逻辑起点，要举全校之力做好做实。

（四）完善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标准体系

为了更科学更具体地衡量高等职业教育的目标达成度，高等职业教育需要不断完善教学标准体系。在教育部层面，制（修）订高等职业院校设置标准、专业设置标准（含指导性专业目录）、专业教学标准、顶岗实习标准、实训教学条件建设标准、校领导任职标准、师资队伍建设标准、学生学业标准等，并力争上升为国家标准（即GB，而不能只是现存所谓的职业教育国家标准），并在此前提下，指导各地、各校要制定高于此标准的地方标准和院校标准。

（五）大刀阔斧开展专业设置与改造

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新职业、新岗位对人才规格需求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要求高等职业院校必须重新审视专业设置情况，开设新专业或对已有专业进行改造，也应成为大多数高等职业院校当前的必选动作和自觉行为。

专业要整合优势力量集群发展，因此，各校二级学院可按专业群的逻辑进行设置。

（六）重构教学模式

高等职业院校要破除时间和空间限制，充分运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VR/AR、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重构教学模式，不单要改“教”的模式，也要改“学”的模式。积极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开足第二课堂（校内选修课和课外活动）、第三课堂（社会实践）甚至第四课堂（国际交流）。有条件的院校（尤其文科类院校）要从物理上建设若干书院，营造浓郁的学习氛围，使学生时时可学、处处可学。

（七）制修订“一页通”人才培养方案

大多数高等职业院校的各个专业都有人才培养方案（现实是确有部分院校部分专业没有人才培养方案，仅有教学进程表），但篇幅较长，少有人去看（不愿花时间，也抓不住重点），因此，有必要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做成“一页通”，本专业师生（含公共课教师）人手一份，在教材征订、督导检查、学生学习等方面可以更好地发挥人才培养方案的作用[5]。人才培养方案需要学校与企业共同研制，如城市轨道交通供配电技术专业，可与地铁公司一起，在施工和运营阶段均参与构建“校线交替”（在学校与地铁线路之间交替开展教学）人才培养模式，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教师、学生、企业师傅各持一份。同时，高等职业院校要面向各专业学生开发《专业学习指南》，保证人才培养全过程有据可依。

（八）切实做好“双师结构”教学团队建设

自2015年以来，教育行政部门对新设专业实施备案制度（教育、医学、公安与司法等国控专业除外），即不再审批各校专业开设情况。为了生存与发展，近年来很多高职院校轻易开设了大量易招到新生的新专业。新专业的开设，首先碰到的困难便是师资的匮乏。近三年来的统计表明，很多高职院校趋热避冷，盲目上马机器人、大数据、人工智能、城市轨道交通等热门专业，无视专业师资等办学条件的不足。鉴于“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不是短期可以速成的，为了解决此类问题，高职院校可借鉴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机制，实施校内校外双导师制。高职院校要加强“双师结构”教学团队建设，校企双方合作共建新设专业，避免培养的毕业生供非所求。同时，要做好长久打算，规划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双改双创型”教师队伍（弃用“双师型”教师的叫法），即懂教改、技改，会创新、创业的教师队伍。评审“双改双创型”教师时不单要看持证情况，更要当众（评委和同行）“表演”教改和技改能力，将评审会开成观摩课或别样形式的教研活动。

（九）持续优化实训基地建设

高等职业院校主要面向生产、管理、服务一线培养技术技能人才，实践教学是决定人才培养水平高低最重要的环节。高等职业院校要持续优化实训基地建设，在满足工位数的前提下，尽可能采购行业企业最新规格的设备用于教学。同时，要拓宽校外实训基地渠道，提高校外认识实习、跟岗实习和顶岗实习的质量，以打造一批校内外高水平实践育人平台。高等职业院校可联合政府部门建成的博物馆、纪念馆等场所建设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公共课实践育人平台，联合企业建设校外实习基地等实践育人平台，是校内外实践育人平台建设做到公共课专业课全覆盖，校内校外全覆盖，课内课外全覆盖。各地要统筹安排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实训基地建设，如江西省的产教融合育人基地面向中职、高职、本科院校开放申报就是很好的做法[6]。校内外实训基地建设要充分运用好新技术、新理念，如做大做强“VR+职业教育”，可有效破除当前中高职院校实训条件不够的现实。

（十）不断提高社会服务能力

与普通高等学校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做“顶天”式科研不同，高等职业院校应为地方经济建设做“立地”式科研，成为中小型企业技术技能升级优化的着力点和助推器。高等职业院校要建立健全师生员工参与社会服务尤其是面向中小型企业的技术服务机制，从细微处着手解决科研创新能力与水平的提升，为企业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

（十一）深化专业思政和课程思政教学改革

在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的大环境下，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更大的挑战。为了更好地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成效，高等职业院校要努力推动专业思政和课程思政工作纵深发展，为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在思想政治上保驾护航。高等职业院校要接轨行业企业需求，纳入思政内容和岗位要求，重构专业课程体系，改革专业课程和公共课程考核评价方式，加大德育考核和企业考核比重，使培养的学生兼具工匠精神和高超技艺。如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专业在开发课程体系时，要与整车厂或零部件厂共同研制融职业精神（如工匠精神）和技能要求（如数控编程）为一体的课程体系，以求培养的人才规格与用人单位实际需求一致。

（十二）提高高职院校对外开放水平

省级政府层面要出台政策，推动高等职业院校走出去，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建设。“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以来不断拓展合作区域与领域，沿线国家的经济社会建设需要大量的既懂技术又通语言的一线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这对我国高等职业院校走出去开放办学是一个有利的机遇。高职院校可在国内招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也可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设海外分校或课堂，这些措施都将有利地扩大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声誉。各地要因地制宜地打造并输送本土特色的职业教育品牌，如江西省可在土木建筑领域打造并输出“样式雷工坊”（以江西永修雷氏家族命名），在铁路交通领域打造并输出“天佑工坊”（以江西婺源人詹天佑命名），在陶瓷工艺美术领域打造并输出“景德镇工坊”，在VR/AR领域打造并输出“南昌课堂”……

（十三）拓宽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生升学渠道

高等职业教育的供给侧改革，一方面要考虑如何为经济社会发展输送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如何满足人民群众接受高水平高等职业教育的需要。高职院校生源质量长期堪忧，升学渠道受阻是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在政策禁止公办专科高等职业院校“升本”期间，有必要不断拓宽升学渠道，比如提高“专转本”升学的比例；增加保送攻读应用型本科学生的机会，如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及同类型国赛获奖学生、技能创新突出的学生、获国家奖学金的学生等，均可考虑列入保送行列，为高职毕业生继续升学提供畅通渠道。

（十四）完善人才培养内部质量保证体系

2011年1月，我国召开全国质检工作会议，首次明确提出“质量强国战略”，2016年3月发布的“十三五”规划和2017年10月的“十九大”报告中均再次提及“质量强国战略”。具体到教育领域来说，就是要满足不同智力类型的学生能享有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自然，适于培养形象思维能力较强学生的高等职业教育，质量战略是新时代必不可缺的战略之一。

高等职业院校可借鉴ISO 9000质量管理理念，构建人才培养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至少包括规划体系、标准体系、组织体系和制度体系，涵盖职能部门、专业、课程、教师、学生五个层面。规划文本（特别是总规划文本）犹如ISO 9000质量管理体系文件中的质量手册，处于体系文中的最顶端，要予以重点保障其科学性和合理性。体系运行要依托先进的信息化手段，因此，高等职业院校要通过建设人工智能校园系统，运用信息化手段全方位提高办学效率和内部管理水平。另外，要以外审认证的方式，由第三方复核诊断内部质量保证体系是否符合政策、法规等有关要求。至于专业建设水平和教学水平，可通过专业评估的方式来确保专业的办学资质与条件，助推校企共建高水平专业，以进一步提高高职教育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水平。

诊改不能只针对教学工作开展，学校其他所有工作如后勤、财务、资产、科研、群团、党建、人事等也须同步纳入，否则不可能做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也就不可能全面提高学校的人才培养水平、办学水平和市场竞争力。

（十五）重视职业教育文化建设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紧密的教育类型，理应受到社会各界的高等重视和尊重。但因历史原因及当前自身的办学影响力有限，特别是宣传舆论导向不够，职业教育品牌和文化建设有待加强。

高等职业院校可根据学校历史和特色，在校内建设博物馆、校友长廊、校史馆等文化传承载体，弘扬职业教育办学成就和学生应养成的工匠精神。省级层面还可建设省域共享的职教实验区，也可根据本省本地区特色复建历史上职业教育实体，如江西可复建高安蚕桑学堂等，将其打造成职业启蒙教育和职业培训的重要基地。

各种文化传承载体要大力弘扬务实的办学政绩文化，所有支撑学生发展的办学成果如实习基地、就业率、社会服务、校企合作项目等要得到浓墨重彩的挖掘和宣传。不论多大的办学业绩，脱离了学生是否受益这个前提条件，再响再牛的成果都是空中楼阁。

（十六）运用新技术做好高职教育监管责任

教育行政部门在高等职业教育领域监管方面要充分吸收并运用好新技术，以提高监管覆盖面和监管效率，如综合运用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可有效做好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就业率统计等常规工作监管，也可用于高职“双高计划”、现代学徒制等项目的建设过程和验收监管[7]。高职院校自身也可运用区块链这类新技术进行学生成绩管理、教学过程管理、部门预算管理、“百万扩招”自主招生等，防止各类数据造假，以提高管理水平和透明度。

五、高等职业教育综合改革的几个雷区

在实施上述高等职业教育的改革路径时，要谨防各种偏离正常办学轨道的行为。

（一）谨防高等职业教育导向错位

政府要推动高等职业教育由“就业导向”向“产业导向”转变，要引导院校专业设置、就业领域向本地重点产业集中，对支撑本地重点产业发展有力的院校在生均经费拨款的基础上另行奖补。同时，教育行政部门要推动高等职业教育由“就业教育”向“生涯教育”转变。高等职业院校不单要向学生传授知识和技能，更好培养学生今后职业发展所需的各种素质和能力。

（二）谨防出现职业教育园区建设热

当前，很多地方政府热衷于建设职业教育园区，犹如当年建设高等教育园区一样，不断跑马圈地，大搞建设。但是，要看到，与产业脱离、与城区分割的单一功能的职业教育园区对深化产教融合不利，对推动校企合作不利，对学生融入社会不利，对教师工作生活不利，因此，除非配套建设产城一体、产教一体的园区，否则应谨慎论证，少建职业教育园区。

（三）谨防只重视“三教”改革不重视“三学”改革

基于教育行政部门的强力推进，高职院校普遍重视“三教”（教师、教法、教材）改革，但更要站在学生的角度去重视“三学”改革，即学生、学法、学材。另外，1+X证书试点工作有必要扎实稳步推进，但同时也不能忽略已有的职业资格证书和原厂认证证书的作用。这些成熟的证书体系在职教教改导向上可起到正面的引导作用。

（四）谨防高职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改复核异化为评估

自2016年后缓慢推进的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与诊改工作，将很多高职院校引向了一条“院校自定办学目标、自我保证培养质量”的道路。与此同时，在实践中发现，大量的高职院校陷入了把“诊改”当成评估的困境。

要走出这种困境，首先要明确诊改对象是什么，教育部文件明确指出，高等职业院校诊改的对象是内部质量保证体系，中等职业院校诊改的对象是教学工作。其次要明确复核与评估的区别是什么，复核主要看人才培养工作的过程痕迹，以及自定目标的达成情况，要纵向比较本校诊改周期内的变化情况；评估主要看人才培养工作的结果，以及在教育部划定的各种标准的满足情况，要横向比较学校之间的差异和高低。

现在有不少诊改试点学校，为了应付上级领导和专家，把复核当成评估，担心有不好的印象和结论，全员造假，不敢直面自身办学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结果是复核“有效”后，内部质量保证体系也束之高阁甚至瘫痪。

（五）谨防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职责缺位

在职业教育领域过往的各种综合项目或单项项目，江浙粤等地总是拔得头筹，细究起来，除了财力雄厚外，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更值得其他省份学习。多年的观察发现，职业教育落后地区，往往在省级层面缺失了很多省级财政支持的项目立项，如专业教学资源库、现代学徒制、教学名师、教学团队、骨干教师、“双师型”教师、高水平专业群、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等项目要么不设，要么不规律开展评审，导致高职院校缺乏省级项目和成果积累，在国家层面也就没了竞争力。不管是由于人员编制不够，还是职能部门能力不足，都不是忽视上述省级项目立项的理由，否则影响的是全省几十上百所高等职业院校的发展。

六、结语

自1980年代初举办职业大学以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经过了近40年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初步建成了世界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为改革开放输送了较为充足的人才支撑[8]。但与新时代发展的新要求相比，与产业人才需求的质量规格相比，与人民群众的殷切期盼相比，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还需进一步纵深改革发展。只有对准产业需求进行综合改革，持续培养产业发展所需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高等职业教育才会具有普通高等教育所不具备的唯一性和吸引力。